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在2025年实现关系正常化吗？
GeoPolitics
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宏伟愿景，曾是中东地区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后最受期待的地缘政治突破。然而，随着2023年末加沙冲突的爆发，这一进程遭遇了近乎致命的打击，使得原本具备一定可能性的2025年正常化前景，变得异常渺茫，甚至可以断言在这一年内无法实现。加沙地带持续的人道主义灾难、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毁灭性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世界普遍而强烈的反以色列情绪，彻底颠覆了沙特阿拉伯在短期内与以色列迈向正常化的国内政治基础和区域外交空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虽然在“2030愿景”的驱动下，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并深知与美国达成安全协议及与以色列构建区域联盟对冲伊朗的重要性，但在当前加沙战火硝烟未散、巴勒斯坦问题被推至舆论风口浪尖的背景下，任何公开的正常化举动都将被视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叛，这在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代价是沙特王国难以承受的。沙特政府必须回应其民众的强烈呼声，并维持其作为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声誉，而这些都要求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坚定立场。因此，即使2024年下半年加沙战事平息，其造成的创伤和政治影响也绝不可能在2025年内完全消退，使得沙特在此时与以色列进行实质性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条件不复存在。
从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推动沙特与以色列正常化的战略逻辑依然存在，但其实现的时机与路径已被加沙冲突彻底改变。美国拜登政府曾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一“超级协议”，旨在通过沙以正常化，将沙特纳入美国主导的区域安全架构，以此抗衡中国在中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确保地区稳定和能源供应，并孤立伊朗。对沙特而言，与以色列的正常化被视为获取美国高级别安全保障协议、先进武器以及民用核技术合作的关键筹码，这些对实现“2030愿景”和巩固区域主导地位至关重要。对以色列而言，与沙特的正常化意味着打破长期的地区孤立，形成对抗伊朗的强大区域联盟，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外交合法性。然而，这些宏大的战略考量，在2025年的语境下，都被一个核心要素所制约：巴勒斯坦问题。沙特阿拉伯始终坚持，任何与以色列的正常化都必须以“切实可信的”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为前提，即必须有具体、不可逆转的步骤迈向两国方案。当前的现实是，加沙冲突不仅没有推动两国方案，反而使其前景更加黯淡。以色列现任政府，特别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极右翼联盟，明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并在加沙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这与沙特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即使美国在大选后继续施压，或者有新的斡旋方案出台，但在以色列内部政治僵局和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巨大公共舆论压力下，达成沙特能接受的“切实可信”的巴勒斯坦解决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25年将主要用于处理加沙重建、政治真空以及寻找巴勒斯坦未来治理方案的复杂挑战，而这些都远未达到能满足沙特正常化条件的程度。
进入2025年，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现实也为关系正常化构筑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以色列方面，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岌岌可危，其政府的存续严重依赖于极右翼宗教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建国，甚至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在加沙冲突之后，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进一步巩固，任何对巴勒斯坦人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尝试，都将立即导致政府垮台。以色列当前需要面对的是战后对其领导层问责的巨大压力、人质问题、经济挑战以及对未来安全战略的重新评估，而不是与沙特进行可能导致其政府解体的敏感外交谈判。而在沙特阿拉伯方面，尽管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具有强大的改革意愿和权力基础，但他也不能完全无视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公众情绪。加沙冲突激起的强烈反以色列浪潮，使得与以色列正常化成为一个高度敏感且充满政治风险的议题。在2025年，如果没有任何显著的、能够平息阿拉伯民众愤怒的巴勒斯坦问题进展，沙特王室不可能冒着国内动荡和区域领导力受损的风险去推动正常化。此外，即使在假设冲突在2024年底结束的情况下，“后加沙”时代的政治安排、人道主义危机应对以及重建工作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外交投入和资源。这些复杂且高度敏感的议题，将主导2025年的地区议程，使得沙以正常化这一需要更高层次信任和政治意愿的议题，被彻底搁置。因此，在可预见的2025年，无论从地缘政治背景、战略前提还是国内政治现实来看，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都缺乏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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