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印度”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
Economy
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复杂而动态，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双方在国防、技术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合作日益紧密，但全面的贸易协议却始终未能实现。现有框架包括贸易政策论坛以及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后者虽旨在深化经济合作，但并非传统的关税减免型自由贸易协定。美印贸易额持续增长，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但其潜力远未充分挖掘。美国曾于2019年撤销给予印度的普遍优惠制（GSP）待遇，这反映出两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农产品关税等问题上的长期分歧。印度秉持“印度制造”政策，对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敏感农业部门持谨慎态度，导致其对全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接受度较低，甚至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劳工标准、环境法规以及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担忧，也使得其政府在推动全面贸易协定方面面临阻力。尽管双方都认识到通过深化经济联系来对抗中国崛起的重要性，但这种战略驱动力尚未完全转化为实现全面贸易协议的政治意愿。
展望2025年，美国与印度之间达成一项“新的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极低，这并非基于两国缺乏合作意愿，而是源于“新贸易协议”的实际内涵、谈判的复杂性以及双方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考量。首先，对于“新的贸易协议”的定义至关重要。如果指的是涵盖广泛商品和服务、涉及大幅关税削减和市场准入承诺的传统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其达成几无可能。此类协议的谈判过程极其漫长，通常需要数年甚至十年以上，涉及复杂的利益权衡和立法审批。美印两国在农业补贴、工业品关税、数字贸易规则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核心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印度尤其担心全面开放市场会损害其国内产业和农业部门，这与其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相悖。其次，即使双方有意愿，2025年前的时间窗口也过于紧迫。美国将在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无论哪位总统上任，其首要任务将是国内议程和对现有贸易关系的评估。新政府通常需要一定时间来制定其贸易政策并组建谈判团队。同样，印度在2024年也进行了大选，尽管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府有望继续执政，但其经济政策在连任后通常会更加注重稳定和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的贸易自由化。两国政府都需要耗费大量政治资本去推动一项具有争议的全面贸易协议，而这种政治意愿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未清晰显现。印度目前更倾向于双边协议而非大型多边协议，但即使是双边协议，也更侧重于特定领域的合作。
进一步分析，如果“新的贸易协议”被解释为一项非传统的、更具针对性的经济合作框架，例如通过深化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中的某些支柱，或达成若干关键领域的有限协议，其可能性略高，但仍不能被视为一项广泛意义上的“新贸易协议”。IPEF旨在提升供应链韧性、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但其核心特点是不包含市场准入和关税减免承诺。即使IPEF的所有支柱在2025年前完成谈判并签署，那也仅仅是现有框架的深化，而非一项全新的、独立的、具有传统贸易协议特征的“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协议。此外，美国和印度可能在特定领域，如关键矿产、国防技术共享或特定制造业供应链方面达成有限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固然重要，但它们通常是战略合作的组成部分，而非一项涵盖两国整体贸易关系的“新贸易协议”。例如，两国已在关键和新兴技术（iCET）框架下深化合作，但这并非典型的贸易协议。鉴于两国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内不太可能投入大量政治和行政资源去谈判和批准一项全面或至少显著改变贸易格局的双边协议，且缺乏明确的谈判路线图和公开声明表明此目标的优先级，所以即便存在战略合作需求，也无法在短期内弥补达成一项实质性贸易协议的巨大鸿沟。
综合来看，无论从“新贸易协议”的传统定义、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现实、谈判的复杂性与所需时间，还是从双方当前的政策重心考量，美国与印度在2025年之前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的贸易协议”是不可能实现的。现有的合作模式将继续侧重于战略伙伴关系、特定领域的科技与国防合作，以及通过IPEF等多边框架进行的非传统经济接触。然而，这些都无法等同于一项明确且广泛涵盖贸易条款的“新贸易协议”。两国政府均未表示将优先推动此目标，且谈判障碍巨大，短期内无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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